文化研究

罗兰·巴特提供了一种从静态的传媒画面着手、系统化地解构符号意义转换的方法，即神话符号强化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符号学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渠道，足以说明社会权力如何借助日常生活的事物和符号而得以存在和传播。但是，符号学的问题之一在于它无法区分意识形态（神话符号）与非意识形态（对立的符号），即符号学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某种意义在某个历史时刻会附着在某些特定的符号上。

Em Griffin,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7e., by ZhanJiang,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16, pp.467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学者多半是相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经济决定论的强硬路线。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的拥有者即为社会的统治者，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学者则写道，“文化生产工具”的拥有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方面拥有过大的影响力。广播电台和印刷品介绍各式各样的观点，对已为人们接受的社会现实的阐释方法给予特别优待，以达到维系现状的目的。其结果是大众传媒的作用转化为制造共识，而不是对业已存在的共识的反映。

Em Griffin,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7e., by ZhanJiang,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16, pp.466, 467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和符号学家都忽视了社会权力和传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大众传媒信息来看符号和标识是错误的。柯想说明的是二者皆需要阐释框架以达成合理化。他确信在某个时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对话可为人们提供该框架。福柯的对话概念在符号学和经济决定论（认为人类行为和关系由经济资源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权力不平等最终决定的理论）之间搭起桥梁。福柯关心人们所说的内容、他们不曾被提及的内心以及由谁最终说出了这些看法。有权力的人在正常和不正常之间随意划线，而这些界定发展为话语的形构，对被认为分属于各个群体的人产生真实、有形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这些未受质疑且看似自然的阐释世界的方式就进化为意识形态，通过进一步的对话长久存在。创造意义的权利成为让别人疯癫的权力。

Em Griffin,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7e., by ZhanJiang,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16, pp.467, 469

文化研究理论的终极议题不是信息在呈现怎样的内容，而是要弄清楚它是代表谁的信息。

Em Griffin,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7e., by ZhanJiang,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16, pp.470

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借助系列文化产品的搭配足以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狂热支持，还介绍过其中一些非常重要但往往被忽略的方法。如果我们要写下这套方法的脚本，它应该是对对话过程的管控和形塑，某些信息由大众传媒编码，再由受众解码、内化并参照执行——与此同时，其他分歧性的观点保持静默。霍尔称此为领导权式编码（hegemonic encoding）。
P470

强制性意识形态对话。它的作用是限制可选项的范围，让有限的选择看起来像是人们仅有的选择。
P471

霍尔认为无权无势的公民群体在抵制主流意识形态时可能同我一样固执，坚持按照更适合他们自己兴趣的方式来解读信息。他总结出以下3种解码方式：

1．符合主流代码。传媒制造信息；大众消费信息。受众的阐释和偏好性阐释是一致的。

2．选择性应用代码。从总体上受众接受主流意识形态，但对将其运用在某些特定案例中表示反对。

3．代之以对立代码。受众看透传媒表达中的选择性偏向，调动组织化的力量以消除媒体新闻的神话色彩。

P474-475

针对霍尔的研究本身，最常见的批评就是，霍尔对他提出的问题未能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

P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