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现象”看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一、回顾

简要回顾一下“特朗普现象”的历史背景。从经济上来说，美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回归斯密古典理论”，大力推动自由竞争，也就是要通过容忍贫富分化来推动经济增长。其要点在于：国企私有化、减税、放松对银行的监管、增加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度。辩证地来看，新自由主义确实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必须得看到它的负面影响，由于金融业监控不严而导致的次贷危机以及贫富分化的空前扩大造成的社会动荡。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而来的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阶段，以及在资本力量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的富人占2018年全国总收入的52%，而60%的中下层美国人仅占全国总收入的25.5%。美国2018年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为0.49，进入了危险区。[1] 从政治上来说，美国继上个世纪末，先后赢得了“冷战”、“海湾战争”的胜利，国内的政治文化自信空前高涨。在此基础上，美国大力推动对外的制度输出，并且经历了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在全世界投入大量的军力打所谓的反恐战争，但是战略上的扩张并没有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反而加速了其霸权的衰落。与此同时，政党竞争及其竞选方向上的不同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政治分裂。接下来，笔者将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这四个视角来探讨“特朗普”现象及其背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视角下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探讨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1）资本主义下的民主政治正在逐渐失去共识，而走向内部的对立；（2）与“对立”同步进行着的是政党内部的“极化”；（3）且在选民政治的主题下，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在不断浮现；（4）而这一切都显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国家认同概念受到严重挑战。

首先，我们先通过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竞选思路来看第一个变化。民主党与共和党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民主党将精力放在所谓的身份政治上，即LGBT，如同性恋婚姻问题、美国人口族裔的多元化问题，在美国的主流话语中，身份政治是指少数群体——基于种族、族群、宗教、性取向等因素——为争取自我尊严及被主流群体公平对待而发起的抗争。此外民主党还公开承诺，到2040年，白人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50%以下，而拉丁裔人口将达到20%。这种策略带来的后果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反弹与白人群体反感，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通过“修墙”、“驱逐”等手段受到了这部分白人群体的爱戴。此外，在美国的两党制下，政治极化表现为两党党内高度同质化，两党之间高度异质化，即党内日趋团结，而两党日趋对立。国会两党的内部团结通常用两个指标来测量,第一个是“党派团结投票”(party unity vote),即在某次记名投票时两党多数议员的立场相反,这个指标在众议院尤为突出。在2017年所有记名投票中,两党多数议员立场相反的投票高达76%,创下了1956年以来的最高点。第二个指标是每个议员的“党派团结指数”(party unity score),即所有记名投票中单个议员的立场与其所属政党大多数议员立场相同的比例。众议院两党议员的平均“党派团结指数”在2014～2017年期间每年都超过了90%,2019年民主党议员的“党派团结指数”高达95%,这两个数字都创下了1956年以来的最高点。参议院两党的“党派团结指数”在2017年均超过90%,这是前所未有的,而共和党的“团结指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97%（谢韬，2020）。最后，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美国政治体制中的“集权”与“分权”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不同于中国政治制度中的“条块关系”，美国政治体系中只有“快”，没有“条”，即只有分权，中央统一调度的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所谓的“自由主义”，美国面对新冠疫情的举措是极大的失败。

上述所列的情况，从根本上影响了美国的国家认同，而这也是目前所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正在面临的问题。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基础”，因此，接下来将要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看。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1）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幻灭，新的经济建设方式迫在眉睫；（2）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导致的失业问题；（3）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分配与再分配问题。

08年的次贷危机、铁锈带地区白种工人的大量失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秉持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美国经济遇到了重大的内生性问题，而这种经济上的问题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变动。“特朗普现象”只是这一系列问题的缩影，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的外显。那么针对这些经济上的问题，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来进行应对。对内：第一，“去监管”政策；第二，推动大规模减税；第三，推动制造业回流；第四，以发展传统能源为重点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五，直接挑战美联储的独立货币制定权力，施压美联储降低基准利率。对外：第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第二，“弱势美元”政策；第三，修改多边规则；第四，以打击对手为目标的各种经济制裁政策（宋国友和张渝国，2020 [2]）。抛开价值判断来看待这一系列举措，我们可以发现的是，美国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其经济上存在的重大问题，特朗普一系列富有巨大争议的经济政策，确实提振了美国的资本市场以及就业率。但这都是短期的，如果放长远来看，如果无法解决其根本上的“分配”问题，这也只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举措。

产业空心化、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经济上的问题，必然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民粹主义”的抬头，社会阶层的摩擦等等，接下来笔者将从社会及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从社会及文化的角度来看：（1）横向来看，资本主义下的民族主义思潮正在发生割裂；（2）纵向上看，社会阶层的冲突不断加剧；（3）资本主义下的内生性社会矛盾成为反智主义的社会基础。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秉持着美国优先，反对移民，主张经济保护主义等思想的新保守主义（也可以称为“杰克逊民族主义”）与美国国内崇尚自由民主与普世价值原则的公民民族主义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冲突。从2020年的大选可以看到，即使特朗普败选了，但他仍拥有着较高的选票，实际上的差距并没有很大。两种民族主义之间冲突不断加剧的现象是由美国经济衰落和多数白人中产阶级遭受文化围攻造成的。[3]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也不断扩大，超过40%的国民财富集中在1%的顶级富豪手中。悄悄消失的美国中产阶级，会给美国的社会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因素。而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美国，其他的发达国家也都会出现相同的问题，例如法国大选的时候，“法国版特朗普”马丽娜·勒庞差点儿赢得选举可见一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面临社会动荡的时候，最容易采取的措施便是转移内部矛盾，中国需要对此保持警惕。此外，在社会文化割裂、社会阶层冲突的背景下，反智主义开始抬头。反智主义是美国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一种直接反映，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变种。2016年，政治素人特朗普战胜思路清晰、逻辑缜密、政策一致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是美国社会反智主义取得胜利的标志性事件。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是“白人工人阶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工人，这些人认为全球化和精英阶层把控的现行体制不仅剥夺了他们的现实存在感，使他们失去了工作岗位、减少了工作收入、降低了社会地位，而且也限制和剥夺了他们子女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他们的美国梦被碾压得支离破碎。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从整体上对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精英主导感到绝望，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被遗忘、被抛弃、失落、焦虑甚至恐惧等情绪。因此，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反全球化、反精英、反权威、反现行体制的竞选政策主张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4]

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而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对外政策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世界格局的变化，并且也可以从侧面反应资本主义发展到现阶段的某些特征及变化。

从外交的角度来看：（1）单边主义、物质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风格转变；（2）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

四年任期内，特朗普掀起了全球性的贸易战、从各种多边合作机制中“退出”，修建边境墙，重塑美国的同盟体系，加剧对话战略竞争。这一系列外交行动既体现了特朗普强烈的个人风格，也折射出美国外交战略的转型，即特朗普主义。特朗普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美国优先”，特朗普将商业的“丛林状态”和谈判法则转移到国际关系领域，助推了地缘政治回归的趋势，将大国博弈视为美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头等挑战，通过对等交易极限施压等策略实现美国相对收益的最大化。特朗普主义强调发展美国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以实力求和平，以发展求繁荣，推动产业回流美国。特朗普主义夹杂着里根主义、杰克逊主义以及尼克松主义的要素，标志着美国在冷战后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从国际主义到孤立主义的周期性转变，以战略收缩来消解“后美国时代”的挑战，调适美国内部矛盾，调整美国与世界的关系。[5]

三、总结

“特朗普现象”所展现出的资本主义问题，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在最后，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首先，依据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具有两大属性，分别是财富（wealth）及社会权力（social power）。其中财富由一般等价物（货币）来衡量，自上个世纪70年代，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元开始失控，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超发的货币并没有进入美国的实体行业，而是进入了金融市场，而这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扩大。此外，由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大肆放开市场经济而不加以控制，导致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环节出现了重大问题。资本背后的社会权力，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制度、法律等）而成为了权利（right），但是要知道，使得权力变成权利的是人民，而当社会分裂到一定程度之后，依照美国的选举制度，那些在美国全球化进程、战略扩张、经济金融化等举措中被牺牲的人民自然会进行反抗。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经典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发展到现阶段而导致的社会割裂从而引发的“民粹主义”的抬头，其国内矛盾可能会向外转嫁，甚至会带来逆全球化的可能性。而针对此，中国政府提出来“双循环”的发展概念，国内经济自循环就显现出了必要性和前瞻性。

其次，“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美国的两党制和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在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反噬。政党之间的斗争引发的“身份政治”和“民粹主义”的斗争，实际上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此外，从最根本上来说，美国的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背后都有其代表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不会为了美国的人民而牺牲利益，放弃追逐资本的超额利润。这在根本上阻碍了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想要进行关键性的改革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针对美国出现的问题，我们需要十分的警惕，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在政治上要坚定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在经济上要平衡好收入与分配，且在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上警惕以往鼓吹的“美国模式”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文化上要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价值观。中国需要的是做好自己，始终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走出自己的道路。

引用：

谢韬. 美国政治百年大变局与2020年大选.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0, (08), 1-8+32+61
宋国友, 张渝国. 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回顾及其制度影响. 当代世界, 2020, (12), 38-43
阿纳托尔·利文著, 孙晓坤译, 美国的正确与错误：民族主义的视角. (2017).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6
刘恩东. 反智主义的本质及社会根基分析——基于美国社会问题的审视. 人民论坛, 2020, (23), 128-131
孙兴杰. “特朗普主义”的终结? [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0, 37(06), 24-47+5